当我年轻自由的时候，我的想象力没有任何局限，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渐渐成熟明智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可能改变的，于是我将眼光放得短浅了一些，那就只改变我的国家吧！

　　但是我的国家似乎也是我无法改变的。

　　当我到了迟暮之年，抱着最后一丝努力的希望，我决定只改变我的家庭、我亲近的人——但是，唉！他们根本不接受改变。

现在在我临终之际，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起初我只改变自己，接着我就可以依次改变我的家人。然后，在他们的激发和鼓励下，我也许就能改变我的国家。再接下来，谁又知道呢，也许我连整个世界都可以改变。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公车绿色采购虽好，但别忘记了头顶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严控公车购置。我们知道，为重建灾区，5月21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减少会议、接待、差旅和公车使用支出，压缩出国团组。严格控制公车购置，暂停审批党政机关办公楼项目。从中可以看到，严格控制公车购置赫然在要求之列。显然，此处所指的严格控制公车，既包括高档的洋车，也包括国产车，哪怕国产车再“绿色”，也要耗费公款，这就有悖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和精神。

　　严控公车购置，应该落到实处。要落到实处，就必须制定详细的规则，将相应的条款细化和可操作化，比如，严控公车购置，如何严？又如何控制？其比例是多大，范围是多少？笔者觉得，如果实在不易操作，不妨直接暂停公车采购。

　　停止公车采购，天塌不下来，笔者手边就有一个例子。日前，江苏省委办公厅、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发出《关于厉行节约支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的通知》，要求财政安排的购车经费预算暂停执行，不得利用往年结余资金和收入擅自支付公车购买支出。此外，现有车辆报废且用车矛盾较为突出的单位，经核准可采取社会化途径，通过市场租赁等办法解决。从中可以看出，停止公车采购并非难事，关键是党政机关是否有勇气和魄力，是否有节约公帑的良知，是否有支援灾区的情怀，是否有响应中央号召的自觉，又是否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公车改革的困境

    家住北京宣武区的老张是中央某机关领导的司机，他向《瞭望》周刊记者说，“每天早上5点20分，我从家里准时出发到东三环附近领导的住处，先把领导的千金送到位于西城的学校，然后赶回去接领导到东城区上班。下午我得卡好时间，把领导的千金先接送回家，稍晚点去接领导下班。这是我每天的常规工作。”（3月4日《瞭望》杂志）

　　司机老张的“工作”对公车司机来说几乎是共同的现象。公车使用低效、公车私用，加上公车过多、超标等问题，使公车消费成为我国最大的公务消费开支之一。

　　2004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高达500亿元。尽管如此，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长。

　　其实，公车腐败早已引起公众不满，有些地方开始公车改革试点。1997年，广东省首开我国公车改革试点；1998年，国家体改委启动部分中央机关进行车改试点，此后，浙江、江苏、北京、湖南、重庆等省市的部分地区也启动车改试点靠但公车改革试点，有的试点效果不明且引发新的争议，有的试点面临阻力甚至又开始走上“回头路”。

　　公车改革为何徘徊不前？事实上，公车私用的只能是政府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主导设计并推行公车改革的同样是政府公务人员，因此，让改革者损害自身的既得利益，难免重重阻力，或变相谋取好处。比如，目前最典型的车改方案“货币化改革”，就是将改公务派车为交通补贴，补贴数额与职务挂钩，但货币化发放补贴有变相加薪之嫌，且若没有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可能造成有些人只拿补贴不履职。

　　公车改革如何走下去？首先应摸清公车消费的具体情况。目前，人们引用最多的观点是，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每年耗用约3000亿元人民币，但十年后的今天公车消费数额到底有多少，其中多少是合理的，多少是不合理的，谁能说情？其次是公车改革不能仅试点不推开。就公车改革问题，试点的意义在于探索合适的改革路经，而目前公车改革试点多年而不推开，必然会出现这样一种后果，一旦改革长期损害局部的个人利益，改革或者会走“回头路”，或演化出对个人利益补偿的项目。

　　总之，国家有关部门应在摸清公车消费情况的前提下，借鉴上世纪末全国住房改革的经验做法，研究具有强制性的全国统一的改革政策，明确改革的总体方向和原则，也就是应尽可能取消公车，实行适当的交通补贴政策，同时建立公务用车社会化服务体系。这在国外有现成的经验，比如，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各种公车数量，包括警察、消防、邮政、救护等专用车辆，总共才14.5万辆，其中政府部门及分支机构的公务车只有5.6万辆；再比如，德国柏林市仅有公车92辆，其中个人专车37辆，一般办公用专车15辆，送文件车23辆。当然全面推开也并是所有部门全推开，比如军队、公安、救护等特殊行业应继续保留合理数量的交通工具。

   我再带你到天堂看看。到了天堂，同样的情景，同样的满桌佳肴，每个人同样用一双长十几尺的长筷子。不同的是，围着餐桌吃饭的可爱的人们。他们也同用同样的筷子夹菜，不同的是，他们喂对面的人吃菜。而对方也喂他吃。因此每个人都吃得很愉快。

　　其实，质疑“商丘市委在借机辞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舆论只是一部分，而更多的人则把“商丘新政”理解为针对人浮于事的顽症，而且有人肯定此举的积极意义，但是坚决反对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支持公务员创业。那么，现在看来，“商丘新政”的主要目的并非针对人浮于事，而是“为了解决公务员身份的人员创业的政策问题”。这样的政策就令人费解了：公务员创业为何要“相应政策支持”呢？那么，一名文化系统2009年就要退休的一名官员算了一下，自己可以拿到八九十万元的补偿，一下子快成百万富翁了，还用“创业”吗？据商丘市的规定，公务员辞职创业后，其社会保险关系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和接续，辞职前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不再补缴养老保险费；如此，就这位文化系统官员来说，一下子变成准百万富翁不说，而且还不影响退休后领取正常的退休金；而且，“商丘绝对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辞职创业”——公务员可各取所需，补偿少的可以继续上班，而马上要退休的可以去创业？如此“政策支持”对于公务员们来说是够人性化了，而在我们看来岂不是咄咄怪事？

　　既然是“全民创业”，公务员宁有种乎？为何不给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小商小贩们“相应的政策支持”，而独对公务员偏爱有加呢？再说，公务员要辞职经商，并没有任何政策说不允许，“要有相应的政策应对”一说从何谈起、是何逻辑呢？与城里人到乡下落户又有何可比性呢？难道商丘的城里人到乡下落户，政府也要给一笔补偿不成？

　　一直以来，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就是，让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在某些流行的口号下大行其道；比如，现在“解放思想”又成了一个筐：2008年3月份，内蒙古某地政府把兴建豪华办公楼称为“解放思想”；今天，商丘的财政补偿公务员创业，又被装进了“解放思想”的筐。公务员可以自愿辞职创业，从解决机关人员超编、人浮于事的角度，给一些合理的支持性政策，比如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等，或许能够沾上“解放思想”的边际；可是，把这种支持政策搞成了“鱼肉熊掌兼得”不说，还可能一下子制造出很多百万富翁，这是“解放”的什么思想呢？是网友误解了商丘，还是商丘误解了“解放思想”是商丘政府的无奈，还是纳税人的无奈呢？

    聚源中学在“5?12”大地震中倒塌，造成数百儿童丧生，而附近的住宅和办公楼却依然屹立不倒。此次以镇政府名义发出的慰问信送到遇难学生家长手中，悲伤的家庭对政府的作为反应各异。

   “至少这意味着他们将更为坦率地承认自己的责任，”赵德琴周一说道。她的15岁双胞胎女儿在该学校中丧生。

   “我不再相信任何话，”一位遇难儿童的祖母说道。“除非他们把那些造豆腐渣建筑的人关起来，否则我不会感到好受。”

   官方数字显示已有超过6.9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根据路透收集的地方媒体报导，死难者中至少有9000名在学校里遇难的儿童。

   从那以来，悲伤的父母就一直在抗议官员腐败，视建筑安全为不顾。他们的不满已经成为政府震後面对的最具政治敏感性的赈灾议题。

   上周，来自聚源的150位家长聚集在都江堰市附近的一幢政府大楼前，要求对死难子女做出赔偿，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些家长表示，为了避免更多的抗议活动，聚源镇官员周日发出了慰问信和抚恤金。

   “聚源镇党委和镇政府对遇难师生表示深切悲痛，”路透记者见到的慰问信中写道。但是该信件依然提醒家长注意政府的要求。

   “我们恳请遇难儿童的家长，要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适当处理大家提出的要求。不要相信或者传播谣言，要全身心地投入灾後重建。”

    该信件提到有284名师生死于聚源中学，5人仍然失踪。家长们早先估计死亡人数可能达到500人。信中还表示将坚决执行政府要求，保留倒塌公共建筑证据，以备将来调查。

    悲伤的父母同时开始从政府部门收到3.5万元的“慰问金”和政府部门赔偿款，并得到子女葬礼和他们本人就业方面的帮助。

    家长们表示，他们还将另外获得法律赔偿，但是信中公开电话号码的一位聚源镇官员确认这是否属实。

   十余位北大和清华的教师5月27日在北京海淀区信访办，以业主身份反映问题，遭到信访办官员的粗暴对待。海淀区信访科科长数度强行关门，还差点推倒66岁的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博士，这一幕被老师们拍了下来，又遭到信访官员呵斥。

　　人民网报道，这些教师是以业主身份，反映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海淀规划分局拒绝验收褐石园的问题，希望与相关领导面见商议，尽早入住已经逾期两年未能入住的新宅。当时信访办的四张座椅，只坐着信访科科长。该科长表示，大家应该去找海淀建委，业主代表表示该找的机构都找了，没有任何结果，这才来区政府信访办的。

　　午9时10分，该科长告诉大家：“规划分局的领导已经出来了。”此后，他转身走了，把教师们晾在了“候谈室”(标牌错写为“侯谈室”)。教师们一等再等，始终未见“规划分局领导”到来。两个小时后，业主代表请信访科长再联系一下规划分局，希望知道相关官员到底出来没出来，如果出来，究竟几时能到，信访科长极不情愿，不愿打电话，只是说一会儿就到，要大家继续等着。

　　很快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业主们不得不去敲接待室大门，第二次希望信访科长再联系一下规划分局，给大家一个大致时间，以便大家外出买点吃的，别白白站在这里等。

　　这时，信访科长很不耐烦，数度强行关门，想把站在门口的一位老教授推开。这位老教授66岁，是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博士，老先生从始至终保持着克制，只是耐心地恳请告诉大家规划分局官员到来的大致时间，不料，这位信访科长突然扒拉这位瘦弱的、患有严重心脏病的国家级老专家的右肩，致使其斜向踉跄，再次企图将其推离大门。

　　这一切，被在场的老师们用摄像机和手机拍了下来。这时，大门里又出现了一名高大男子，双臂高撑著门框，仍然要上访老师接着等，并且凶狠地警告：“我们这儿不让拍照！”

　　一位学法律出身的老师说，在信访接待室大门拍摄，并无法律禁止，这名男子竟大声质问这位老师：“你懂法吗？”这种对老师的冒犯让在场的教师十分生气，这些北大、清华的老师，许多不仅是学法律的，而且是教法律的。

　　最后，信访办副主任出现了，他在未调查了解上午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首先就说“政府工作人员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负责任的”。在场教师十分纳闷的是，从早晨到中午，那位信访科长和那个高大男子究竟哪里一句话是负责任的呢？

　　北京大学副教授周先生说，“其实，我们这次来信访办，只是希望见到一位相关领导，反映和商讨一些问题，哪里知道这里的信访接待工作，居然象是一场恶劣的闹剧，政府工作人员不经意地对老教授动粗，实在是习惯性的粗暴，相当有损国家公职人员的形象。”

　　对此，海淀区政府信访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信访条例规定，集体上访，新方办只接待五人以内的群众谈话。当时老师们都想进来，所以就没办法接待。因为这不符合规定。

　　周先生和当时其它在场几位老师都对此表示否认：“整个过程，我们都是有理有节，每次还特意派4-5个民意代表去的。”

　　至于对老教授动粗一事，“从网上当时的视频录像来看，应该说，是没有推搡和拉拽动作的，动粗的情况是不存在。”该负责人解释说。该负责人补充说，工作人员说别拍照，这也是正当的，“毕竟，拍照得征求许可，对吧？”

　　而在2005年修订的国务院《信访条例》中，第四十三、四十四条规定，推诿、敷衍、拖延信访事项办理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办结信访事项的，将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作风粗暴，激化矛盾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据了解，截至6月2日，周先生及其同事们反映的问题，尚未得到信访部门的正式受理。“信访部门是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反映的一个窗口，是密切联系群衆的重要窗口，关系到我们政府的形象，关系到社会民生信息的畅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关专家表示，从这一事情来看，有关部门的确存在推诿、敷衍的情况，而且也存在个别信访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的问题，信访工作还有继续整顿与改进的空间。

　　温儒敏：1942年生，籍贯广东紫金，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导，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四海反腐以泪垂

        精神魂魄谁言不

        神州铭记血岂朽

　　经过这么多年的经济、社会与观念变革，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越来越重视，对生命至上共识度也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的转型就是要破除原有的国家本位这种观念，以往舆论着力宣传的是保护国家财产的英雄。

　　以前大家强调更多的是牺牲个人而保护国家财产，这次抗震救灾行动很显然把个人的生命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了。而这次震灾中，不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的声音，关注点则毫无例外地集中在如何挽救人的生命上。执政者不再鼓励个人为国家财产做出牺牲，这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那么，在以后的政府行为上，如果都能以有利于保护人的生命价值、尊严为出发点，那么很多社会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得到化解。

保护人的尊严

　　长期以来，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在朝野之间缺乏共识。对国家财产的重视高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对给予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的荣誉高于抢救民众生命的英雄。因此，历史上涌现了许多保护国家财产的救财英雄，他们为国家的一根木头、一匹马、几只羊献出自己的生命。

　　上述问题也同样存在于现行的宪法之中。从条文上看，宪法一方面没有关于公民生命权的任何规定，另一方面把国家财产抬高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位置，绝对凌驾于对公民财产的保护之上。（宪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不仅如此，现行的宪法乃至许多法律和政治教科书都把国家看成是维护政权的暴力专政机器，而不是保护人的生命、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工具。

　　换句话说，在性质上，这是一个政权维护型国家，而不是生命保护型国家。

　　国人常说"人命关天"。这意味着，江山并不关天，国家财产并不关天，只有人命才关天。在万事万物中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每个个人是一个小宇宙。每个人都是一个有目的的存在，都带着一个独特的理由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在人类的历史中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重复的存在。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不可替代的存在。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我们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同等的，没有高低之分，人的生命价值不能根据外在的社会属性来衡量，不能根据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来衡量，不能根据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高低、财富多少、学问大小来衡量。

　　人就是人，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这次抗震救灾有一个崭新特点，这就是抢救生命的英雄越来越多，而保护国家财产的救财英雄越来越少了。一条条类似"牺牲生命、保全财产"等硬性政治要求也渐渐淡出。执政者和官方媒体开始把挽救生命看作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这一重大变化非常值得肯定。

　　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考察，要求我们审视以往的一些固有观念，例如，还应否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非紧急状态下，公民的合法利益应否具有同等的地位?也许有些说法已值得商榷。

生命高于一切

　　再如，“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个说法需要修正，抗震救灾中，我们抢救的绝不仅仅是人民的生命，是所有人的生命，包括外国人的生命，甚至是囚犯的生命。不能只是说人民的生命重要，也不能只说公民的生命重要，而应该说人的生命重要，是最宝贵的。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是看该社会中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程度，生命权得到保护的程度，人的尊重得到尊重的程度。因此，值得再次重申的是，在文明的价值序列中，生命的价值才居于顶端，其他一切都居其次。不是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甚至不是公民的生命高于一切，而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要将人的生命作为最高价值，来重塑中国的制度体系，重塑中国社会的道德伦理，重塑中国的意识形态，重塑中国公民文化和社会文化，使中国实现从国家本位型到个人本位这样一个深刻的性质转变。这是现代文明世界的价值观，是迈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尺，更是文明社会的底线共识。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或者说人命关天，是文明的合乎人性的执政理念的出发点，也是中国迈入现代文明社会的新起点！